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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祥红色故事】新四军五师十三旅政治部主任杜邦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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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8-28 15:12:3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钟祥红色故事】新四军五师十三旅政治部主任杜邦宪


杜邦宪烈士纪念碑


       杜邦宪烈士纪念碑位于湖北省钟祥市旧口镇明星村一组秦家堤。纪念碑为砖石水泥预制而成,下座呈长方形逐级向上。碑身为梯形,坐北朝南,南侧中部为“杜邦宪烈士纪念碑”。2014年前后,钟祥市人民政府斥资修缮了纪念碑,并将纪念碑列为钟祥市文物保护单位,当地政府人员及学校学生经常到该纪念碑瞻仰。该碑纪念人物杜邦宪被列入全国第二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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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邦宪,又名王炳朗、王开宪,1907年11月生于钟祥石牌镇一个小市民家庭。邦宪家有父母和一妹一弟,其父在镇上开一个小布店,过早地辞别了人世。小布店随之倒闭。弟弟妹妹也相继被病魔夺去了年幼的生命。幼小的邦宪和母亲张氏相依为命,全靠母亲不分昼夜地为人做针线洗衣服,挣来一点血汗钱维持生活。
      1917年秋,邦宪进入石牌区立高等小学读书,1923年邦宪小学毕业,因家境所迫,只好放弃求学的欲望,在家继承父业,做起小生意。
      1925年7月,在伯父们的赞助下,杜邦宪报考钟祥县著名私立学校—一中强中学,以高考分被破格吸收为二年级插班生。
     中强中学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爱国志士孙海霞创办的取“中华民族要强盛”之意,孙先生亲自授课,向学生灌输反帝反封建思想,激励学生树立远大目标,以强盛中华民族为己任。杜邦宪深受其影响,思想有了很大进步,视野开阔许多,他发愤读书,不但补上了二年级的课程,而且新课也取得优异成绩引起师生的瞩目。
      当时,被董必武派到钟祥的共产党员费必生以中强中学和兰合中学为主要活动阵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在费必生和孙海霞的引导下,中强中学爱国学生运动十分高涨,进学生组织了青年学生会,杜邦宪以其突出的演讲才能和组织才能成为学生会的领导人针对洋货的大量输入和封建迷信的盛行,杜邦宪经常带领学生上街游行演讲,进行反帝反封建宣传。
     1926年春,共产党员费必生在关主持召开斗争反动会首黄子谦的群众大会,会后,他带领数千游行群众和学生抄了自己的家,把财产当众分给贫苦群众。杜邦宪亲眼所见,思想震动很大,他认识到共产党不同于其他党派,共产党人是无私无畏的,是真民众的,从此,他立志跟着共产党走。1926年夏,经费必生介绍,杜邦宪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10月,在中共钟样县部委员会的推动下,国民党同党部在县城关帝庙成立,杜邦宪同费必生、黄洪早等共产党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参加了县党部的筹建工作,并当选为县党部员。接着,县农协、工会、妇会、学生会等组织相继成立,杜邦宪担任学生会主席,负责领导学生运动,并协助县党部宣传部长作宣传工作。
     1927年春,钟祥县农民运动形成高潮,农会会员达数万,为了加强对农民革命运动的指导,县党部于3月初在兰台中学举党务训练班和农会训练班,杜邦宪同黄洪早、张光灿等人担任教员,讲授马克思主义、新三民主义和军事常识等。他还组织进步学生深入襄河两岸农村,作反帝反封建宜传,发动农民组织农会。
     他非常关心家乡的革命运动。4月,他回到石牌镇宣传发动群众,在王龙真武庙主持召开千人大会,号召农民组织起来,拧成一股绳同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斗争。他还历数当地劣绅欺压百姓的罪行,激发农民的阶级觉悟。与会群众激昂地高呼口号,在杜邦宪的带领下抄了劣绅王兴文等人的家。
     就在这时,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钟样的反动势力也紧步后尘,制造了震惊全省的“五二八”惨案。一千多地方武装血洗钟祥城,并在全县范围内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杜邦宪奉命转入地下,回石牌瓦瓷滩,以教私塾为名,开展地下半多。后由于局势进一步恶化,杜邦宪被迫隐蔽到沙洋,在“聚丰隆”杂货铺当学徒。
      1927年冬,杜邦宪与中共鄂中特委派到钟祥的共产党员周铎接上关系,在县城建立了城区党支部,翌年春,中共钟
祥的成立,杜邦宪调县委机关工作。1929年春,他到丰乐区开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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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私塾为掩护,发展党组织不久,同当地姑娘王樱如结婚改名王炳朗、王开宪。1930年秋,经县委同意,杜邦宪考入裹阳师范读书。他学习勤奋,两年学完三年的课程,提前一年毕业。
     1932年8月,杜邦宪出席了中共钟祥县委扩大会议。9月,因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党内左倾路线的摧残中共钟样县地方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革命根据地丧失殆尽。杜邦宪在家乡难以立足,在妻子的支持下,考入河南开封大学深造。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他仍然保持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他不仅在学校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还时时写信鼓励家乡青年和各地好友踊跃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1934年冬,他写信给隐蔽在石牌的共产党员,鼓励他们不要丧失信心。他说:“而今豺狼当道,荆棘丛生,国无宁日,生灵炭,诸位同志理应起而拯我中华民族……”。石牌的进步青年肖步武、丁湘波、朱哲平、李少伯等接到杜邦宪的来信,这些彷徨徘徊的青年人顿觉有了明确的方向,看到了希望之光。他们利用社会职业做掩护,迅速发动起来,秘密开展活动。在国民党军队26军27师当兵的毛凯、祝敏功、邓祥武等石牌青年,他们接到杜邦宪的信,人虽在江西,心却飞回石牌。决心回到家乡参加抗日救亡
运动。1938年他们以探亲为名,一同回到石牌。不久,在鄂东第二集团军当兵的石牌青年毛耀海、贾云山也相约回到家乡还带回四支短枪和一些弹药。
     七七事变后,杜邦宪随校转移到武昌继续读书,与家乡组织和青年的联系更加方便了。在杜邦宪的帮助鼓励下,毛凯当了石牌区公所巡察队长。为了开展抗日运动,培养抗日力量在毛凯倡议下,由工商界人物出面经县政府备案,在石牌成立全县第一所“抗日民众学校”,聘请石牌联保主任严贡一任校长,毛凯兼任学校军体和事务主任,祝敏功任教务主任,邓祥武为教员。石牌镇方圆几十里的青年农民纷纷到这里上学。学校实行抗日爱国的教育政策,以推动抗日民族团结为宗旨,除了学习文化课程以外,还上军事体育课,讲授《十大救国纲领》,教唱抗日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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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冬,全面抗战的烈火燃遍全国,杜邦宪由武汉返回石牌镇,在石牌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当他看到毛凯等一批文武双全的热血青年已经组织起来,取得惊人的成绩时,心里由衷的高兴。他鼓励毛凯、祝敏功等,以学校为阵地,开展革命活动、他常到学校为学生讲课,向学生宜传抗日救国思想,在杜邦宪的教育下,学校越办越有起色。教职员工的革命热情日益高张学生的思想也逐渐提高。
       民众教育运动的火焰在襄西古镇石牌骤然突起,引起了地绅士们的嫉恨和怀疑,他们指责这所学校“有政治色彩、有野心”,放出了许多流言语,扬言要“上告、解散”这所学校,然而又苦于抓不到证据。在这种情况下,下令将“区小”与“民众学校”合并。杜邦宪与毛凯一合计,都觉得“妙”!“他要吞并我们,我们何不将计就计,趁此机会扩大我们的力量呢?”杜邦宪分析后,认为合并有利。于是将两校合为一校,校长由祝敏功担任,合并后的区小仍是石牌党组织的宣传阵地。不久,杜邦宪发展毛凯、祝敏功、李少伯、丁湘波为中共党员。
        杜邦宪像一颗炽热的火种为发动抗日救亡运动四处奔忙。在利用民众学校开展抗日宣传的同时,又在石牌镇小巷深处岳庙开展抗日救亡讲座,办起了农民夜校。晚上,石牌镇各界居民和附近乡村的农民一百多人集聚一堂,读书、识字、听演讲、学唱抗歌曲,杜邦宪那高亢的歌声、充满激情的演讲,激发了石牌各界人民的抗战热情,于是,石牌抗日民族先锋队在岳王庙成立了,石牌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了高潮。杜邦宪带领“民先队员”搭台演讲,在乡村巡回宣传,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入人心。他在讲演中据理驳斥了“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谬论,以事实控诉和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激起了广大民众的民族仇恨和抗日激情。他的演讲多次被“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打断。“民先队”还采用演戏、教唱革命歌曲、办墙报,写航语等多种形式广泛进行抗日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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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春,鄂中党组织派刘慈恺带领汤他训练班学员来到钟祥,杜邦宪与刘慈恺等取得联系,仍被派回石牌开展建党工作,建立了以祝敏功为支书的党支部,他们一边发展党组织,一边筹建抗日武装,以毛凯掌握的石牌巡察队(又名常备队)为基础,巧妙地把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安排进去背枪。为了发展抗日武装,杜邦宪和祝敏功等还从石牌、牌楼等地秘密购回一些药品,筹集一些钱物从民党军中购,换一些枪弹。
  狡猾的狐狸终于嗅到了气味,国民党石牌区政府除将民众学校戳散外,还对杜邦宪、毛凯进行多次刁难。党组织发觉这一情况后,首先通知毛凯离开石牌。并将石牌党组织秘密准备的枪支和医药带到我党领导的应城抗日游击司令部,接着对杜邦宪也采取了适当回避的措施。
     1938年10月,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钟祥县抗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国民党县政府成立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游击司令部,中共钟祥县委派杜邦宪到国民党保安第二中队担任政治指导员,为了启发士兵觉悟、团结争取他们抗日,杜邦宪在中队建立了“中山室”开展政治课教育、出墙报、发动竞赛、比武等,不仅活跃了气氛,而且提高了士兵们的民族自尊心和抗日的思想觉悟。寓教育于各种有意义的文体活动之中,这样,士兵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能他在二中队工作期间,还时时记挂着石牌抗日运动和党的组织建设,经县委安排,常以合法身份回石牌指导工作。杜邦宪的活动和二中队的变化,引起了国民党的段远谋的恐慌,段以“上头有令”为由对杜邦宪下了驱逐令。经组织同意,杜于1939年1月离开二中队,又回到石牌。
      1939年2月,日军攻占应城、京山,钟样告急,中共钟祥县决定选派杜邦宪到我党领导的应城抗日游击队工作石牌的地下党员们来到杜邦宪家里,彻夜长谈,依依话别,过早衰老的母亲紧拉着儿子的手,泪水长流,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妻子带着独生女儿,把丈夫送了一程又一程,一再嘱咐:“打完鬼子一定早日回来呀!”谁曾料到,这一别竟成永诀。

  杜邦宪带着两个堂妹和家乡十儿个青年奔赴客店赵泉河,他被任命为“应抗”第四支队二大队教导员。同年6月“应抗改编为新四军鄂豫独立游击支队第一团队,杜邦宪被任命为队二大队教导员。
  部队改编不久,杜邦宪和大队率两个中队攻打京山魏家河伪军,因不少干部战士是头一次打仗,一见伪军枪炮齐发便吓得溃散乱逃,杜邦宪非常恼火,严厉批评了少数干部和共产党员临阵脱逃的错误行为,但他更多的是从自身工作中找问题,他反复深思着:怎么才能当好教导员?政治工作如何保证军事任务之完成?如何尽快提高干部的素质?等等。一次,李先念在干部会上强调:我们一定要严格军政训练,特别是提高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杜从中受到启发。“对,在严字上做文章”。他每天坚持到各中队了解干部战士的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地上政治课;他要求各个中队的“救亡室”每天坚持活动;他“每天拂晓到各连连部去查连长、指导员的铺,看他起床没有?完成战斗准备没有?”是否事先起床招呼伙夫做饭?就连大队和中队的日报表,他也要求数据准确,字体工整,每天亲自到各中队查哨。有一次,他把一名正在睡觉的哨兵的机枪“偷”走了。当晚,他召集这个中队的干部战士,进行现场教育说:“作为军人,随时都应提高警惕。否则,敌人来了怎么办?-百多人的生命,怎能当儿戏!”他要求各中队一定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特别是战前动员一定要做好,要提出明确的鼓动性很强的战斗口号,他还非常注重及时表扬和提升有功的干部,吸收积极分子入党。在半年多时间里,仅四中队就向兄弟单位输送了四名大队长。严,使部队政治素质提高了,战斗力也增强了。一次,杜邦宪带领四中队驻平汉路侧之团山,国民党顽军刘亚卿率一千余人偷袭,四中队干部战士迅速投入战斗,指导员带领一部分战士依托田埂抵抗,“连长身先士卒,稳定战场,虽然连副牺牲了,战土死伤人,但还是坚守阵地,并且于子弹打光之后还英勇进击”,打得敌人狼狈逃窜,团山战斗与魏家河战斗“时隔不到一两个月,然有如此神速之进步,政治工作,党的工作是是起了作用的。”(杜邦宪《我是怎样做教导员工作的》)

  在以后的连续作战中,二大队个个英勇善战,在攻打伪军胡翼武的战斗中,歼敌二百余人,缴获大量武器;“于栗村店之役攻则拿下寨子,于白沙埠之役,守则坚持阵地。”新街战斗中,李先念司令员特别表扬了二大队五中队打得英勇顽强,立了大功。在频繁的战斗中,二大队的战斗力一天天增强了,杜邦宪的领导艺术也一天天提高了。
  1940年5月,杜邦宪所在团队与八团合编为第二团队,杜邦宪任团政治处主任。1941年4月,二团队改编为新四军五师三十七团杜继任政治处主任,杜邦宪走到哪里,思想政治工作扎扎实实做到哪里。同年10月,五师在随南白兆山召开的全师政治工作会议上,表扬三十七团青年队的战斗作用和三十七团在观音湖白刃战及狮子岩的奇袭战中所表现出来的强大战斗力,并指出政治工作对战斗力的提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还表扬“三十七团干部学习是最经常的”。
  1942年春,杜邦宪调任第三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翌年四月,国民党五战区第九挺进纵队司令周良玉,在被排挤而无路可走的情况下率部到京钟南山投奔新四军,新四军五师将其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特三旅,周良玉任旅长,派谢威任政委,杜邦宪任政治部主任。
     周部原为土匪部队,先后投靠过日伪和国民党,为了改造这支队伍,杜邦宪煞费苦心,对部队进行灵活多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政恰都每周下达学习计划,尽力改善生活,建立士兵委员会、救亡室,广泛开展政治学习、军事训练竞赛和拥政爱民活动,大力提倡官兵平等,社邦宪每天坚持深入部队,同官兵促膝谈心,拉家常,帮助解际向题,对生活困难的官兵,在经济上适当给予救济,他还请师部文工团来部队演出,教唱革命歌曲,活跃部队生活。周部官兵大有过曲折的经历,他们当土匪,汉奸时挨人骂,当“国军”又受排挤,自从参加新四军,仿佛到了一个新大陆。他们为能成为
新四军的一员而感到光荣。

  都队的变化使周良玉越来越感到不安。他从来就把这支军队当作私人军队和升官发财的本钱,他恨政治部,更恨杜邦宪,每当看到到宫兵高高兴兴进出政治部他就按撩不住心头之火。因此,他变着法儿对政治部正常的管理教育进行阻挠和证護。部队评比支赛,他故意对评上先进的单位挑刺,政治部派人下连队帮助建立主生活管理会,他就说共产党在变相建立组织。这时,国民党伪也派人百般拉扰周良玉。
      1943年中秋节快到了。旅政治部决定在这天上午召开军人大会,总结反“扫荡”的经验教训。心怀野心的周良玉乘机发动叛乱,他们首先收缴了政治部警卫排的武器,扣押了杜邦宪和谢威等人,接着便欺骗官兵,诬说共产党企图谋害周良玉和其他官兵,八团陆春阳不相信周良玉的谎言,他极力劝说周悬崖勒马,并质问周良玉“共产党哪一点对不起我们?但周良玉死心踏地要当汉奸,他不听劝说,强令部队开往旧口,留下周仲彪带一个连和周子华(周良玉的侄儿)的手枪排看押杜邦宪等人。
      杜邦宪和谢威等人被五花大绑关押在刘家集温铁匠家里,谢威分析说:“上级闻讯后一定会营救我们。”杜邦宪摇摇头说:“我不主张为了我们几个人而兴师动众,这里离旧口日军据点太近,三国时,刘备因张飞被杀而倾兵报仇,结果被火烧连营,损失惨重!”
       农历八月十三(公历九月十五日)深夜,襄河军分区副司令员王海山率四十三团来攻打刘家集。周老八临走时曾下令,如果发生战事,对被押人员带不走就枪杀。战斗打响后,四十三团很快攻进来。周子华对共产党新四军有认识,对周良玉以怨报德不满,乘混乱之机,令士兵放走杜邦宪和谢威等被押人员,谢威等人获救,杜邦宪因误入敌阵地被抓,周仲彪把杜邦宪带到旧口杨家巷,于9月16日夜用绳索将其活活勒死。
       襄西人民的好儿子,五师优秀的政工干部杜邦宪壮烈牺牲了,但烈士精神永存。
(杨郑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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